揭秘北海舰队舰艇叛逃事件:内幕惊心动魄

06月07日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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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军舰艇叛逃事件始末:连中央都震惊了


  1985年3月21日下午,北海舰队3213号鱼雷艇发生叛逃事件,事件造成6名艇员牺牲,2人受伤,叛逃者驾驶3213号鱼雷艇奔赴韩国,最终在中方的交涉下,叛徒被韩国遣返。

  图为叛逃舰艇。


  1985年3月21日下午,北海舰队快艇第1支队第61大队(实为71大队4中队)3213号鱼雷艇(37016部队53分队)作为指挥艇,连同其他5艘快艇出青岛军港前往黄海海面进行训练,演习于7时20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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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外五艘鱼雷快艇相继返航后,殿后的3213号鱼雷艇上,电讯兵杜新立从艇上的枪柜中,取出一枝冲锋枪与一把手枪,然后将枪柜上锁,再将手枪交给电航兵王中荣,自携冲锋枪奔上甲板,随即朝着操作室射击。



  代理艇长张晓生首先牺牲,接着杜新立又陆续射杀在操作室中的五名其他干部,副艇长张维功及轮机长曲振波则受伤幸存。其他船员听到枪声纷纷走避,后来集体被杜新立押至船舱。



  在韩国警备队拖航3213号鱼雷快艇的同时,22日上午3艘中国军舰为搜寻鱼雷艇进入韩国海域,韩国发现后,派出海空军予以警告,并作武力示威,但双方态度均十分克制,未酿成外交事件,中国军舰随后退到韩国领海线之外。图为叛徒叛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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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警备队巡逻艇先将张维功、曲振波两名伤者,由高志明陪伴,载往群山医院急救。由下旺嶝岛到群山港有三小时的航程。张维功与曲振波两名伤者住入医院后,韩国军警立即在群山医院采取严密的警戒措施,保护他们的安全,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图为韩国方面的救护车。


  1985年3月21日下午,北海舰队快艇第1支队第61大队(实为71大队4中队)3213号鱼雷艇(37016部队53分队)作为指挥艇,连同其他5艘快艇出青岛军港前往黄海海面进行训练,演习于7时20分结束。



  23日上午进行了三小时的手术,曲振波左手臂被子弹贯穿,臂骨完全碎裂,经手术后已包扎上石膏。张维功左胸中弹,手术后已取出子弹。图为被韩国方面逮捕的中国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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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警备队初步了解艇上发生事故的经过后,于下午将3213号鱼雷快艇拖至群山港,杜新立、王中荣以及其余8名幸存艇员随艇前往,幸存艇员将艇上船舱锁上离艇,被安顿在群山观光旅馆。六具死者遗体也送到群山医院。图为韩国方面运送遇难者遗体。


  1985年3月21日下午,北海舰队快艇第1支队第61大队(实为71大队4中队)3213号鱼雷艇(37016部队53分队)作为指挥艇,连同其他5艘快艇出青岛军港前往黄海海面进行训练,演习于7时20分结束。



  韩国就鱼雷艇事件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从当两名伤者送入群山医院,通过当地华侨翻译进行询问时,即朝着事件“单纯化”的方向进行。图为受伤的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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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韩国方面,随即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和韩国驻港总领事馆等外交渠道展开接触谈判,由于中国当时与韩国没有外交关系,韩国依仗美国对中国要求返还照会置若罔闻。图为中国代表与韩国代表谈判。



  经过谈判,韩方决定遣返中国叛徒,交接仪式在公海进行,国际各大通讯社全面报道。图为移交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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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至26日,韩国除了对中国鱼雷艇进行修护外,并于自汉城运去六具铝制棺材,将停放在群山医院太平间六具遗体入殓,以便随艇交还中国。图为移交场面。



  27日零时,杜新立与王中荣被安全人员从床上叫起,换上韩国警备部队制服,先行移送到群山港的3213号鱼雷快艇上隔离。27日晚19时45分,载着张维功、曲振波、高志明的一辆小巴士,首先抵达群山港。三人在安全人员护卫下,随即登上韩国军舰。接着一辆救护车,载着六具铝制棺材,也抵达群山港。图为移交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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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余的8名生还者,则搭一辆大巴士,于20时25分抵达港口。杜新立与王中荣两人则早已被绑在鱼雷艇的一个舱内,并有六名韩国卫兵看守。鱼雷艇上还载着六具艇员遗体,其他艇员则搭乘以缆绳拖曳鱼雷快艇的韩国拖船。图为移交仪式。



  20时50分左右,拖船徐徐拖出群山港。中国3213号鱼雷快艇、2名叛逃者、11名幸存艇员、6具遗体在韩国海军舰艇与拖船护送下,经过12小时海上航行后,于28日上午8时40分抵达会合点。此时中国方面派出的六艘舰艇已在现场等候待命。图为中国遇难者的棺材。


  三名中国海军人员登上韩国拖船,证实艇员及死者身份后,签署文档,表示接到人员及鱼雷艇。交还过程自上午10时开始,历时一个半小时才完成。随后中国舰艇拖着鱼雷艇向青岛方向航行,韩国舰艇也返航。杜新立与王中荣被遣送回国后,经军事法庭审理以叛国罪、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图为交接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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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起劫艇叛乱事件主谋杜新立,20岁,原名杜新理,出身于河北农村,高中毕业后入伍,家里有父母、出嫁的姐姐,与弟妹各一。同犯王中荣,19岁,江苏人,父亲是矿工,家里有父母、姐姐与一弟两妹。两人1984年从3215艇调至3213艇,1985年1月中旬起即开始策划劫艇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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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979年4月15日叛逃越南的歼六


歼6战斗机


  1979年4月15日中午,广西前线某机场换岗后,一名年轻的值勤士兵见到一个穿着军装的军官散步朝机场走过来。虽然不认识,但也不必警惕性太高。这里驻扎的是不同部队的兵,都刚来不久,不认识的人太多。再说谁也不可能把飞机开跑,只要不炸就行。


  于是,值勤士兵目送着这位军官向机场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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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时48分,检查各哨位值勤情况的警卫排长孙洪文来到这个岗哨,还没有同士兵说上几句话,就猛然听到飞机场的方向传来发动机声。没听说现在有飞机要上天啊?难道是机务人员在试车?他急忙跑过去一看,看到那架正在启动的飞机的座舱盖已经盖上,不像是检修。


  情况不正常!他立刻向那架飞机冲去。可是晚了,当孙洪文距离飞机还有几米的距离时,飞机像箭一样拖着电瓶车冲上跑道。飞机的座舱里,坐着的是一位没戴飞行头盔的军人。孙洪文拔出手枪追过去,大声喊:“站住!快停下来!”


  可他白喊了,飞机在继续向前滑行,于是孙排长开枪了。此刻那架军用飞机尾部喷出火焰和狂风,狂风把孙排长吹翻了几个跟斗。他猛地爬起来,从一旁的草坪上跑,边跑边射击。



  阎稳昌是歼6战斗机的飞行员


  眼看五四手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完了,那架飞机仍然在滑跑,甩下电瓶车,呼啸着上天了。孙排长马上打电话报告:一架飞机跑了!那架溜了的飞机的驾驶员,就是我军航空兵某师飞行员阎稳昌。


  谁也没有想到阎稳昌会向越南叛逃。应该说他是一个不错的飞行员。在最近执行的空中巡逻任务中,他表现颇好,荣立三等功,还获得了一枚参战纪念章。但是他仍然每天闷闷不乐。原来,他早就听说本大队将提升一名副政委,衡量衡量自己,觉得完全有希望“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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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一个他认为技术不如自己,资历不如自己,才华不如自己的人被提拔任用。一口气闷在胸中,久久不散。他想不通:那个最被自己看不起的人,并不是一块当官的料,为什么偏偏有当官的运气?


  想来想去,终于“明白”了,责任在这帮领导人身上。他们本身无能,也不让能人上来。在他们手下干活,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而且这个社会里就是这样,到哪里也不会有自己的光明路。他想,为了自己的前途,得干一番事业来。


歼6战斗机


 是走,是留,他一时还犹豫不决。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来看走留,又取扑克牌来算卦。最终,他选择了一个“走”字:往越南走!


  这是4月14日的晚上,他辗转难眠。明天,部队就要撤到湖南去,如果再不行动就晚了。于是他把计划定在第二天中午。为了逃跑,他做好了最后的准备,给妻子写了封类似遗书一样的书信:“我要飞了!永别了!”到此他的决心已经彻底地定下了。


  如果要早点跑的话,他本来早就得逞了。因为他每天在国境线上巡逻4次,距离越南不到10公里,一按机头就跑了。但当时他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现在他已经钻进“人比人,气死人”的牛角尖里拔不出来了。


  就这样,他驾驶着国产的歼六战斗机逃上天了,直往越南方向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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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躲避飞机和导弹拦截,阎稳昌把飞机开进起伏不平的山沟,左拐右转,一切现代化的导航设备对他来说已经不管用了。他只凭肉眼观察地面,判断真实高度。由于速度过快,把根本看不清地标,只根据外面的颜色大概估计一下高度,操纵着舵杆。


  根据时间推算,现在已经过了国境线。飞机陡然向上窜去,他觉得可以轻松一点了。


  越南的上空覆盖着一层乌云。此刻,他最盼望是越南的询问和导航。可是没有一点声音。虽然没有飞机拦截,但上面毕竟有不少雷达在睁着眼睛盯着他,怎么一点回音都没有?他继续朝前飞行,寻找可以降落的机场。


  由于这次出逃的仓促,他没有来得及做任何技术上的准备,连张越南的航空地图也没有。此刻,别说飞机所处的精确经纬点,就连大概方向自己也搞不清了。他象一只没头苍蝇,横冲直撞。


  飞着飞着,前油箱油尽的信号灯亮了。后油箱油尽的信号灯很快也亮了。最后500升警告灯也亮了。这是一盏红灯,一闪一闪特别的刺眼。再有10多分钟,飞机的燃油就会完全消耗,怎么办?他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到云底下找机场,实在找不到就迫降。



  阎稳昌驾驶的歼6因燃料不足而坠毁于越南境内


  于是,阎稳昌开着歼六像个跳水运动员一样,扑进了浓密的云雾里。这一跳,他就没起得来,因为云里面就是群山。几分钟后,云里一声巨响,阎稳昌同他的歼六飞机和叛逃的梦想,统统摔在了一座山上。一片烈焰,一团火化,阎稳昌留下一段转瞬即逝的不光彩的故事。


  二、创造解放军职务最高机型最新双记录的叛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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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8月7日,空军试飞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天勤借试验飞行之机,驾驶试飞团045号歼-7Ⅱ(改装英国马可尼公司雷达,为歼-7M的研制做试飞)战斗机从辽宁大连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K16基地。此次叛逃创造驾机叛逃者中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双记录。


  孙天勤,陕西凤翔人,1937年出生,1950年小学毕业,1953年凤翔县中学毕业,1956年毕业于陕西省西安师范;同年8月作为空军第一批从地方学 校选拔的飞行学员入伍(高佑宗也在这一批里)。经过第2航空预备学校、第6航空学校、高级航校(11航校)学习,先后在航空兵第6师、航空兵第46师服 役。



  歼7M是当时中国的新型战斗机,叛逃后被运往台湾,图中可见机场上的台湾军机


  1983年5月初,孙天勤作为试飞小组成员,被派到大连周水子机场执行歼-7M试飞任务,孙期间一直在秘密地做具体的准备,精确地计算东飞航路,将大连到执行试飞任务的空中转弯点,以及转弯点到韩国的距离、方位详细背记。策划过程的各个细节,在心中反覆的演练。


  8月5日的试飞任务期间曾计划叛逃,但因油料不足无法实施,只得不动声色的按原定任务降落,等待下一次机会。


  8月7日下午13点50分,孙天勤再次驾机执行任务,孙同僚机一起起飞,塔台通知可以直接进入转弯点时,孙观察油量表,认定油料足够飞到韩国,于是立即开始实施叛逃飞行。


  首先迅速关闭应答机,按住无线电通话系统发话按钮,让僚机无法与塔台通话(两机共用一信道与地面联络),然后掉转机头,紧急下滑转弯,飞机高度从原来的8000米急剧降到1500米,同时故意急迫喊到:“座舱冒烟!座舱冒烟!”以使航管人员以为飞机发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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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飞机继续下降到500米高度,又喊:“不行了!我要跳伞了!”,然后不再回答,随即贴海以高亚音速飞往韩国。飞过15分钟后,为节省油料,重新爬升到6000米高度。


  韩国方面于下午14时13分发现高速驶来的45号歼-7Ⅱ,随即发放空袭警报,下午14点33分(汉城时间为15点33分),孙天勤驾驶045号歼-7Ⅱ降落在汉城K16空军基地,随即解除警报。


  由于孙天勤在空军试飞团担任副大队长、对中国大陆航空工业发展情况极为了解,为防止1967年吴文献事件重演,台湾空军部分作战部队,在孙天勤抵台前,即 奉命一律停止休假,飞行员进入机场待命;同时,气象单位严密监视辽东半岛及大陆东部沿海气象,情报单位也密切搜集大陆沿海军机活动状况,假设多种可能发生 的状况,并拟定各种防范战术。


  8月24日上午11时25分,接运孙天勤的华航专机自汉城一起飞,台北桃园空军基地即奉命派出八架F- 5E型战斗机升空待命,另8架F-5E型战斗机也在跑道进入战备,当专机飞过琉球时,战斗机群己分梯次以不同高度及角度接近专机,伴护航行,并严密监视附 近空域。



  孙天勤和他驾驶的歼7战斗机


  专机通过台湾北部上空时,台中清泉冈空军基地的四架F-104G型战斗机立刻接替护航任务,专机在12时42分降落在台中清泉冈空军基地,“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与“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许历农上将,到基地迎接。


  下午乘车抵达台北,在“行政院新闻局长”宋楚瑜和“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王淼少将的陪同下,孙天勤出席记者会。


  9月1日上午,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举行,由“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主持。举行“反共义士孙天勤宣布脱离中国*及颁授上校官阶、奖章与奖金典礼”,孙天 勤则于8月24日抵达台湾,获黄金7000两,以当时的国际金价,折算新台币1.2亿(折算现在的人民币金价大约是3750万人民币)。并加入台湾空军, 授予上校军衔。


  孙天勤1984年8月21日在台湾与同是从大陆叛逃的音乐家李天慧结婚,退役后移民加拿大。


  此外在叛逃的过程中,孙天勤肆无忌惮,居然还用无线电打了声“招呼”。更气人的是,孙天勤叛逃后留下了一份二万多字的《告全党公开信》,这个东西赫然摆在宿舍的桌面上!


  孙天勤不仅飞走了一架当时我军最先进的飞机,还“顺便”带走了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这就不光是个政治影响问题,还涉及到军事的泄密!岂敢等闲视之,部队领导不得不火速上报,一名飞行员的叛逃,在上层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实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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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天勤事件对新闻界秘而不宣,但在军内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孙天勤是空军的人,可是几个月前,他从空军抽调海军,协助研发一种新式导弹。麻烦来了,事故算 谁的?责任由谁负?孙天勤是为海军试飞,人由海军代管,在海军出的事,然而,孙天勤穿的是“篮裤子”,归根到底是空军的人,他在空军呆了几十年,到海军才 几天。


  三、20年前的歼-5叛逃之迷


  自1949年国民党内战失败逃台后,两岸即进入漫长的军事对峙时期,这一期间,由于海空阻隔,两岸的军事对抗主要是海上和空中。对彼时以来的不时发生的两 岸局部海空对抗,国内外已有很多细致的报道,因此也广为人知,但与此同时,因为国共内战,本质上乃是主义之战,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岸的军事对峙和对 抗,也始终贯穿一条政治战、攻心战的线索,作为这种政治战、攻心战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即是自内战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末基本结束的两岸空军人员的统战 与策反活动。


  1983年11月14日上午10时许,台湾桃园。



  叛徒王学成驾驶的歼5在台湾被展出



  台湾当局称王学成为义士


  自1979年动工兴建的蒋中正国际机场(也即人们今天所熟知的逃园机场)还没有全面启用。该机场是台湾当局为满足经济腾飞带来的空运需求而兴建的,主要不是作为军事用途,因此并不是台空军基地。


  彼时该机场正在建筑南机坪的备用跑道,很多机场建设工人忽然接到紧急疏散的通知,刚开工不久的他们看着许多空油罐车开上了主跑道,同时监工命令把临时能找 到的一切阻挡物搬上了跑道:空油桶、施工架、工程车等等。许多穿军装和警服的人荷枪实弹闯入机场,那种如临大敌的氛围使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0时15分,已离开建设工地的工人们听到机场上空传来喷气式战机的声音。很快的,两架国民党空军的 F-5E战机伴随着1架没见过的银色战机穿破云层,进入了降落航线。由于跑道已被各种阻碍物挡住,银色战机在很低的高度又拉起机头,在机场上多盘旋了数 圈,最后,它朝那条尚未完工因此阻碍物较少的备用跑道对正机头,强行降了下来。


  降落的神秘银色战机两翼减速板全部打开了,飞行员踩刹车造成的飞机轮与地面的摩擦声尖历的叫着,飞机边滑行边疯狂地躲避着备用跑道上的一些阻碍物--砰 砰!飞机的两个主轮爆裂了,最后,飞机总算勉强停住在备用跑道的尽头。座舱盖打开,一位穿着陌生飞行服的驾驶员探出了头,在场的工人们终于明白,这是一位 大陆空军叛逃而来的“义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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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在台湾当局“行政院”会议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于是全球媒体都知道了叛逃者的名字:解放军海航某师XX团第2大队第X中队中队长、全天候飞行员王学 成。他劫持到台湾的那架飞机是即将退役的国产歼-5型歼击机,编号:83065,起飞地点:浙江舟山,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某机场。


  王学成叛逃投台后,台湾当局一如以往,还是以封官许愿那一套来“嘉奖”。他为了博得台湾当局的欢心,也不遗余力地表演“效忠”。1983年11月14日 晚,在台“行政院”会议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手举随身佩带的制式自卫武器59式手枪和飞行图囊,以示“货真价实”。


  12月1日上午,在台“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他又秉承有关当局的要求,表演了所谓“宣布脱党”的闹剧。台“参谋总长”郝伯村上将授予他“空军少校”的军 衔,并宣布奖励他黄金3000两,至此,他冒死背叛总算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加入了当时在台北被称为“超白金钻戒类王老五”的行列。


  现在,许多年已经过去了,新闻界对他的身世尚非常模糊。本文根据多方查证,现将初步了解的情况披露如下,相信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材料看到王叛逃时代的一些背景及他本人的一些思想脉络。


  经查证两岸可以找到的公开资料得知,王的出生地系河南开封市,出生年月为1955年。其祖父和父亲都是相当高级的国家干部,祖父据其逃台后称为资格相当老 的“老革命”,曾被评为全国劳模;其父亲曾任某部委交通科学研究所的总工程师,并一度担任副所长职务。这里可以看出,王的家庭背景是比较好的。


  王叛逃前已于1980年结婚,婚后分居两地,王因此对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制度满腹牢骚,而类似的休假制度既大大超过当时一般国家公职人员的休假标准,更是各国军人的通例,但王把这种制度看成所谓“压抑人性”。


  回顾王的简历,笔者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两条:其一是从他的简单学习经历看,国家和军队在他身上无疑注入了更多的心血,而与同龄人相比,他之能参加军队,也反 映了那时很多干部子弟的某种优越地位;其二,其祖父及父亲在文 革中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也可以看出动荡对军队的潜在和长期影响。


  经过查找叛逃后王在台湾的有关言论及台湾方面公布的有关材料,事发20年后,我们大致得知了其背叛一幕的较详细经过。下面我们可根据各方材料较准确地描画一下王学成驾机叛逃的整个过程。


  1983年11月14日,浙江舟山,解放军海航某基地。


  7时30分,浙江定海岱山机场的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王学成吃过早餐,带着飞行图囊走向机场停机坪。当时随着军队正规化建设步上轨道,海航规定各飞行团要 进行超过100小时的训练,每日飞行训练的起落架次大大多余以前。今天飞行训练的科目是单机仪表飞行,对于处心积虑想要叛逃的王学成来说,这可是难得的机 会。


  7时55分,王学成驾驶着一架歼-5起飞,他刚起飞就想往南,但机场南面正有两架兄弟团队的教练机在进行飞行训练,做贼心虚的王学成担心被教练机发现,决定等下一个飞行科目时再说,他借机检查了一下飞机各项性能。


  8时30分,第一个科目结束,王学成着陆加油。


  9时15分,经过短时间休息的王学成再次起飞,但机场南面两架教练机还在空中盘旋,孤注一掷的王学成心一横,不顾一切压下机头,将高度降到10米,几乎是贴着海面高速飞行。


  他颇费心计地先绕了个大圈子,避开那两架教练机的视线,然后再转回来,向南飞去。一直心惊胆战的叛逃者非常留心耳机里信号,但王学成没有听到任何异常,他估计没有被发现,因此暗自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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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时40分,他超低空飞行了18分钟,他计算着应该逃出了我方空军的雷达网的监测范围。这时副油箱的警告红灯亮了,显然,长时间的超低空飞行耗去了大量的燃料。仪表显示主油箱只有700公升燃油。他扔掉副油箱,决定孤注一掷冒险爬高。


  9时45分,他爬升到10000米高度,保持着1000公里时速。为了减轻重量,他把机上三门机炮的炮弹打掉了140发左右。


  9时55分,2架涂着国民党空军机徽的F-5E战斗机迎面飞来,由于无线电频率不同,无法进行联系,王学成害怕对方把自己当作是来犯者,赶紧摇摆机翼,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总算这2架飞机没有开火射击,但是却紧紧盯住,严密监视。


  王学成低头一看,油量表显示只剩下最后的备用油量了,位置,须快找机场降落。那两架怎么一直飞在我后面,无线电叫不应,只好打手势要他们来后面,带他降落。


  10时05分,监视伴随的台空军战斗机驾驶员徐维翰和陈世英总算弄懂了王学成的手势。3架飞机穿越云层降低高度到2440米左右高度。


  10时10分,被劫持战机上的油量已快指零,再不降落就要跳伞了!这时他看到在淡水河西方有个机场很醒目,他不敢延误,赶紧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


  10时12分,跑道上都是障碍物,本想顺风着陆,但发动机的声音已变调了,他只好逆风降落……


  然后,就是本人开头的那一幕了。


  座机:苏系血统,身世不凡


  王学成叛逃后,台湾针对祖国的大陆的策反心战部门如获至宝,特别是对第一次被劫持到台湾的歼-5型战机津津乐道。其实,这种飞机当时在人民空军已服役多年,即将退役了。


  歼-5型歼击机实际上是中国仿制生产的原苏联米格-17型战斗机。米格-17是苏联米格飞机制造局1949年开始设计的喷气战斗机,原型机于1950年 1月试飞,1952年开始在苏联空军服役,北约情报机构给这种飞机起名叫“壁画”。北约情报机构给我国国产的歼-5歼击机的代号是“沈阳F-4”。


  从外形看,米格-17与米格-15非常相似,不同之处是米格-17主翼后掠角增至前缘外侧42度,内侧45度,后缘40度;翼弦也有增加,使机翼面积增加 2平方米;固定倾角尾翼前缘、后缘后掠角度分别增加到48度和32度,尾翼展也增加到3.2米;机身加长0.32米,并在后机身两侧改装两具较大的减速 板。这些改进使米格-17的机动性比米格-15提高不少。


  米格-17在苏联空军服役只有7年左右,1959年开始就陆续退役,但米格 -17是一种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苏联将米格-17的生产技术先后转让给中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并且还提供给东德、古巴、朝鲜、越南、匈牙利、阿尔 巴尼亚,保加利亚、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东也门、苏丹、坦桑尼亚、埃及、伊拉克、索马里等20多国,这些国家的米格-17在60、70年代的局部战争中都 曾发挥过不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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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歼-5服役之时,正是我国沿海局势和国土防空形势最为紧张的时刻,作为防空战斗机主力的歼-5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任,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甚至不乏击落美 制F-4B“鬼怪”、RB-57A高空侦察机和高空无人侦察机等高性能飞机战例。在其漫长的服役史上,它曾为共和国天空书写辉煌光荣的铁血篇章。


  四、举世震惊的人民海军3213鱼雷艇事件


  一九八八年韩城奥运会前夕,位于我北部沿海的我海军某鱼雷艇大队进行训练时,有两名士兵在台湾当局利诱煽动下,残暴杀害了6名官兵,劫持鱼雷艇向韩国方向逃窜,发生了举世震惊的3213鱼雷艇事件。


  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在国际上捞取政治资本,在事件突发的第一时间,派出了三百多人的顾问团,声言: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鱼雷艇搞到手,妄图索要我 3213鱼雷艇及人员。



  3213鱼雷艇事件险些造成中韩开战



  韩国军方向中方移交解放军遗体


  由于我们当时与韩国没有外交关系,韩国依仗美国对我要求返还照会置若罔闻,无奈我中央军委命令我北海舰队水面战斗舰只进行拦截,韩方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水 面舰只全面出动,直逼我鱼雷艇停靠港海域,当时风云突变,韩方没有想到我方反映如此之快,毫无对策,急求驻韩美军相助,美军急令韩方其水面舰只拦截我方舰 船,并出动大量作战飞机进行恐吓,妄图逼我就范。


  我中央军委果断命令我空军和潜艇部队出动,加入执行拦截任务,战争阴云笼罩中韩海域,韩方无法拦截我强大作战群,连民船也加入其中,妄图用民船组成密集拦截带,阻止我方前进。


  韩国的战机在我军舰上空盘旋,并发出无线电信号称:我方已进入韩方领海,要求我方撤出。我对空导弹与高射炮也已锁定对方目标,指挥舰无线电兵当即发出回电:这是公海!我有权进入。我空军大批战机带弹也到达我舰队上空。


  这下差点没把韩国和美军鼻子气歪。这时的“霉菌”就是再强大,远水解不了近渴,拿我战斗群没有办法,我先头舰只与潜艇已冲破韩方拦截带,眼看战斗就要展开。


  韩方迫与无奈同意我国外交部派专机前来商讨还艇事宜。韩方在谈判桌上百般刁难,我外交人员寸步不让,韩方提出鱼雷艇为自行进入韩方水域,我方依据事实:由 于当时我鱼雷艇已损坏是韩国民船拖入港的,并且进入韩方后其为了炫耀,新闻媒体大幅报道中显示,鱼雷艇仍悬挂我海军军旗及国旗,对方理屈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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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而提出种种借口,妄图把叛逃人员交由台湾方面处理。汉城奥运在即,这时我舰队再次挺进,迫于压力韩方答应归还一切人员与物资。我方也出于友好答应与韩国进行贸易往来,从此开辟中韩友好局面。


  交接仪式在公海进行,国际各大通讯社全面报道,大家看见鱼雷艇交接顺利进行,牺牲人员尸体也被韩方吊装给我方,我方官兵也回到接应的舰船,惟独没有见肇事 的两名罪犯,舆论纷纷猜测是韩方已交由台湾处理,其实韩国为了顾及颜面把肇事人员已装入棺材,吊装上我们的接应舰只。


  我军委随即下令全部撤出韩方海域,并对妄图叛逃的两名肇事者经军事法庭给予严惩。


  事实上,不仅是驾驶军用装备叛逃,解放军史上最严重的叛逃事件竟让几万中国人都逃到了外国,影响极为恶劣!而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是两名新疆维吾尔族的将军:


  祖农-太也夫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少数民族将领,并双双获得了一级解放勋章。两位都是俄罗斯族人。前者建国前任新疆三区革命民族军副司令员,后者在民族军也是军级干部。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新疆民族分裂势力抬头时,他们于1962年鼓动不明真相的六万余名少数民族部分军官和边境老百姓,一起越境逃亡前苏联,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新疆边境大逃亡”事件。


  以下是关于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


  (1)“克格勃”分子的渗透阴谋


  1962年4月初的一天,中国新疆乌鲁木齐,春风吹拂着坚硬的冻土,路边厚厚的积雪已开始融化,白杨树鹅黄色的嫩芽挂满枝头,草地上出现了一层淡淡的翠绿。


  天刚蒙蒙亮,乌鲁木齐军区大院里一片静寂,正在值班室值班的军区保卫部保卫科长岳耀礼,听到办公大楼外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他跑出门去,见大门口停了一辆吉普车。



  在事件发生前,苏联克格勃就已经进行了渗透和破坏



  祖龙泰耶夫,这是1948年他身着新疆民族军制服的照片


  “一大早这是上哪去?”他问司机。“这是祖龙泰耶夫副参谋长要的车,到伊犁去有紧急任务。”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祖龙泰耶夫手提皮箱,匆匆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岳科长忙迎了上去:“首长,您一个人到伊梨去?”


  “怎么,不行吗?”“不,不……我是怕首长路上不安全,要不要派个警卫?”“那就不必了。”祖龙泰耶夫冷冷地说。


  汽车加大油门,驶出了军区大院,岳科长望着汽车背影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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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龙泰耶夫,俄罗斯族人,中等个,高鼻方脸,一头金黄的鬈发,脸上总是红光满面。他靠在汽车椅背上,半闭着眼睛,一束轻柔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双肩上的少将军衔被映得闪闪发光。他一会儿抬头瞅瞅车外,一会儿又催促司机快开,情绪显得焦躁不安。


  1944年9月,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暴动,完全占领了上述三个地区,并成立了新疆民族军,史称“三区革命”。祖龙泰耶夫是早期的民族军成员。


  1949年8月,党中央邀请民族军总司令依斯哈克伯克、第一副司令达里力汗、苏克尔巴也夫等人参加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8月22日乘飞机经苏联去北平,途 中飞机失事,不幸全部遇难。1949年12月,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祖龙泰耶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1955年全军统一授衔仪式上,贺龙元帅同俄罗斯族将军握手


  这时,公路上有一辆吉普车迎面驶来,祖龙泰耶夫看清了是一辆军车,他命令司机把车停下,汽车吱的一声停下了,对面那辆军车也停下。祖龙泰耶夫跳下车朝那辆车走了过去,从对面车上下来的是伊犁军分区司令员马尔国夫,少将军衔,也是俄罗斯族人。


  两人先是握手,也许双方都感到还不够挚热,于是又紧紧拥抱在一起……“司令,我们今天到哪儿去?”


  “去裕民县,我已经和苏侨协会说好了。”两辆吉斯车,一前一后朝裕民县驶去,沿途一眼望去,人烟稀少,草原上的雪还没有融化,仍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牧人赶着羊群在放牧。


  汽车驶进了一个村子,“边防军首长来了!”人们从家里跑了出来,有人弹起了六弦琴,有人拉响了“巴扬”。


  “大家跳吧、唱吧,尽情地欢乐吧!”祖龙泰耶夫高叫着跳起了俄罗斯骑兵舞……


  “呵……呵……呵……哎……哎……”人们随着他的舞步的节奏,一阵又一阵地欢呼起来。接着,马尔国夫也参加了跳舞的行列,他一边跳,一边摘下军帽扔到空中,双脚用力朝前踢着,发出“嗒嗒”的响声……


  舞会结束了,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并没有想离去的意思,他俩从汽车里拿出了白酒和羊肉,牧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特别是酒在当时可是难以看到的好东西。牧民们从家里拿来了仅有的烤饼和奶酪,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拉家常,说来说去,说得最多的还是想吃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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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龙泰耶夫见时机到了,便向马尔国夫使了个眼色。


  马尔国夫站起来向人群扫了一眼,没有发现有党政机关的干部,便低声说道:“大家不是想吃饱饭吗?我倒是有个办法……”“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快说呀……”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说什么的都有。


  “现在只有一条路,上苏联去!”人群一下子炸了窝,有人说:“上苏联,那不是叛国吗?”“怕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人家苏联不也是社会主义,人家还是老大哥吗!”


  “别的倒不怕,就怕人家不要咱!”祖龙泰耶夫一本正经地说:“谁愿意到苏联去,可以到苏侨协会去领侨民证,有了苏侨证就是苏联公民了,上苏联去就是合法的了。”于是,人群一哄而散,去领苏侨证。


  就这样他们两人以深入牧区为名,走村串户做了大量的煽动工作,加之一大批“克格勃”分子,又以探亲访友,贸易谈判为由渗入中国境内,大肆活动,便秘密铸成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叛逃的人群,他们发疯般闯过边界


  (2)震惊世界的中国新疆六万人大逃亡


  1962年4月22日,“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了。


  离伊宁市不远的霍尔果斯口岸,是中苏边境一条重要的开放通道。霍尔果斯山口的下面是一条峡谷,在多雨的季节里,它就变成了一条波涛翻滚的河流,在两个山口之间,有一座水泥桥,桥的中央有一个红点,这是中苏两国的分界点,北方为苏联,南方为中国。


  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前,霍尔果斯口岸有定时的中苏国际公共汽车对开。1960年之后,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双方对开的公共汽车明显地减少了。


  4月22日凌晨,数十名拎着行李,拖儿带女的边民,来到霍尔果斯口岸,要求乘坐国际公共汽车到苏联去,一名边防检查站的值班人员说:“今天没有去苏联的公共汽车。”


  他的话音未落,立刻招来一片叫骂声,值班人员和边防战士无论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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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要求过境的人已经达到数百人,可是公路上仍有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苏侨证,嘴里喊着:“我们要回老家去!”“我们要去苏联!”“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证件?”


  当边防检查人员正在查询证件时,又有数干人赶到了霍尔果斯,口号声、叫骂声、争吵声响成一片……


  值班人员急中生智提出马上打电话,请求州委派车,过了一会电话打通了,州委有关领导的答复是,等研究研究再说吧。可见包括州委领导在内也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


  当边民们听到州委领导的意见后,有人煽动:“走呀,找那些汉人头头要车去!”一股人流又掉头向伊宁市涌去。


  就在州委领导接到霍尔果斯边防站紧急电话几分钟之后,伊犁州委也出现了不寻常的情况,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了的。伊宁市斯大林大街,北面是伊犁军分区,对面是区党委,东面一拐是州委,三个单位离得都不太远。


  早上九点多钟,斯大林大街上车来人往,秩序井然,路口的民警在指挥交通,商店与往常一样正常营业。


  这时,从大街上走来一伙年轻人,他们手持木棍、扁担,一边走一边高喊着:“打死汉人,打死汉人!”的口号,并对马路两边行走的汉族群众,不分青红皂白,棍 棒相加,拳打脚踢,边打边朝州委大院冲了过来,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正欲上前阻拦,被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用棍子打倒了,于是人群一窝蜂地涌进了州委大院。


  棍棒、砖头、石块雹点般地飞来,砸烂了岗楼,砸破了传达室的门窗,州委的干部正准备坐吉普车外出办事,刚开出几步远,就被挡住了,车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有人喊了一声:“咂!”


  顿时把车棚车窗全砸碎了,受伤的州委干部在车里还没有爬出来,小车已经被掀翻了,又有人用汉语高喊着:“烧车,烧……”汽车的油箱被砸漏了,汽油流了出来,有人划着了火……在这紧要关头,警卫战士和州委干部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救出了车里的同志。


  汽车烧着了,火光熊熊,浓烟滚滚……


  这时,冲进州委大院的至少有两三千人,不少人手里还举着土枪和火铳,冲着州委办公大楼“砰……砰……”开了火,打得门窗冒出一股股白烟。


  州委办公大楼是一幢土黄色哥德式建筑,一共有四层,楼内一百多名干部,用桌椅将门顶住,边守边退,当一层失守时,一部分干部从后院撤到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大院内,一部分干部撤到楼顶,继续坚守。


  闹事的人群抢了档案和秘密文件,砸烂了办公室。


  州委干部守在办公楼的平台上,下面攻了几次也没能攻上来,双方僵持住了。


  几个小时之后,围攻的人群包围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人群中有人高呼反动口号,挑动群众打砸抢。当时,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带领工作组正在伊犁检查工作,听到消息后便从军分区赶到区党委。


  曹达诺夫不顾个人安危,只身站到院门口的高台上,大声劝说:“大家不要受坏人的挑动,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有要求可以按级反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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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听他的,他和汉人一样是共产党!”“打啊,冲啊,打死这些汉人!在一阵喊叫声中,人群又朝大门冲来,曹达诺夫和区党委的干部们被迫退到了办公楼前,人群扒倒了铁栅栏墙冲到了院子里。


  这时伊犁罕分区警卫连战上赶到了,战士们挎着枪连成一排人墙,挡住了冲击的人群。


  仅仅过了几分钟,人群又冲了上来,警卫连开始后退。


  与此同时,新疆自治区政府和乌鲁木齐军区,都接到了来自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伊犁的紧急电话和电报,当地政府和军营都遭到了冲击和包围,要求马上派部队支援,但是上级的答复是没有部队,各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防止事态扩大。


  霍尔果斯山口,人群越围越多,不少人开始围攻守桥的边防战士,一帮人拉倒了旗杆,扯碎了五星红旗,冲上了霍尔果斯桥头……



  在中苏边境接应和煽动人群的克格勃


  这时,苏联境内从阿拉木图方向开来了一长溜汽车,有客车也有卡车……有人喊了一声:“这是来接我们回老家的,想去苏联的冲过桥去。”人群几乎是疯狂地朝桥头挤去……


  “砰……砰……”边防战士开始朝天鸣枪,很快枪被夺走了,战士被挤倒了,人群从边防战士的身上踏了过去,如同一股浊水流入了苏联境内。


  在州委办公大楼上,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冲出包围,州委干部用仅有的几支枪向楼下还击,有人被打伤了,围攻的人害怕了,开始动摇了,稀稀拉拉地溃退了……州委干部趁机冲了出来。


  在区党委大院里,围攻的人群还没有任何要撒退的迹象,他们已经冲到了大楼前面。警卫连长在路中央划了一道线,郑重宣布:“谁越过了这条线,我就下令开枪!”没有人理会??…他小子不敢开枪,他不敢!”


  人群前吁属拥,一下子冲过了白线,连长咬了咬牙,一摆手,战上们一齐朝天鸣枪……


  人们愣了一下,接着又冲了上来,战士们开始朝地上射击,人们还在往前冲,子弹打到了前面一排人的腿上,有十几个人倒下了,有的是被挤倒的,有的是自己卧倒的……“开枪了!开枪了……”人群开始散去。


  天渐渐黑了下来,通向苏联各个口岸的公路上,响起了嘈杂地喊叫声,和汽车拖拉机的轰鸣声,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赶看牛羊,坐着“二牛抬杠”的大木轮车,朝着一个方向滚滚而去……


  有白天过境的人,又跑了回来,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那边边境上已经摆满了奶油面包,牛奶香肠有的是,不要钱,随便吃,随便拿!全是共产主义!”“房子和帐蓬也都搭好了,想住多少,就住多少……”


  人们高兴地欢呼起来……


  一位叫哈依尔的村干部,躺在路中央,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乡亲们,你们不能走啊,咱们世世代代是中国人,到那边去要后悔的……”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人们从他身上迈过去,头也不回地朝前走。


  一辆汽车停在他面前,车上的人骂他是挡道的狗,有两个年轻人跳下车来,像拖东西一样,把他拖上车去,汽车开动了,哈依尔挣扎着从车上跳下来,摔倒在路旁。


  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四个地区,二十几个县,在三千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几个重要的边境口岸,滚滚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动了三天三夜,白天苏联当局 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一道道光柱射入中国境内几公里远,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还剩 几百人。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国际间边民外逃事件,也是中苏边境由局部紧张转入全线激烈冲突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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