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手握周恩来一证据 总理临终前仍惶恐

06月07日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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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与周恩来,本来都是毛主席最信任的人,一个是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一个是生活上的伴侣。但是,其实这两人之间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矛盾。


  大家都知道,大革命初期,江青曾在上海做过三流演员,而且还和别人同居,私生活很混乱,这一段历史是江青最为忌讳的,决不许别人刨根问底,而周恩来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所以对江青的底细,可说是门儿清,所以,江青对周恩来一直都保持恭敬和戒备的心态。但这种情况从1966年之后渐渐发生了变化。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阵容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政治局委员除上述11个常委外,还有董必武、陈毅、罗荣桓、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名义上是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靠边站,没有中央决策的发言权了。朱德、董必武、罗荣桓、刘伯承等年高体弱,基本上是“赋闲”在家。



  彭德怀、贺龙已经被“打倒”。林彪、陈伯达、康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那么,中央决策层内能够制约林彪、江青一伙,并与其倒行逆施相抗衡的,除毛泽东外,只有周恩来和陶铸。此外,还有围绕在周恩来左右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三老四帅。


  因此,在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此时,他们更加感到周恩来是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倒周恩来,搬掉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于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刁难和攻击由暗处跳到了明处,由偷偷摸摸转为公开化了。他们公然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江青还说: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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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月7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三天,江青在一份情况反映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陈伯达也劲道十足地批了两个大字:同意。周恩来一看就明白,江青的矛头是奔自己而来的。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曾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当时刚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们两个人是周恩来的“救火队”(“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中夺权的政治野心,处处“点火”。



  为此,周恩来千方百计组织人四处“救火”。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的主要队员,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和国务院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


  为此,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打倒周荣鑫、童小鹏。他们要打倒和铲除所有协助周恩来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老干部,使周恩来成为“光杆司令”,这是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的一大策略。



  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也到会参加接见。会上,江青歇斯底里,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


  她事先未和周恩来打招呼,当众点名批判周荣鑫,并逼他到前台低头认罪。江青讲话才开了个头,就突然尖声恶气地说:“周荣鑫就是‘西纠’的后台!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大家看看!”


  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是个中学生的群众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毛泽东接见全国红卫兵,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北京的情况下,需要有人维持秩序;这么多红卫兵的吃、喝、拉、撒、睡,需要帮助接待和安排,西城纠察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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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纠”的成立实际上是周恩来支持的,周荣鑫奉命为他们提供了房屋等条件。“西纠”成立后,做了许多好事,但后来也做了一些过火的事。江青此刻公开点名批评周荣鑫“是西纠的后台”,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说着,江青扭头对正在听康生布置任务的周荣鑫喊道:“周荣鑫,你站到前台来,让大家看看你!”江青指着周荣鑫和雍文涛的鼻子训斥说:“我希望你们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在那种年月,被江青在大会上点名批判,就等于宣布被打倒了。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晚上,周荣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问周恩来他该怎么办。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工作恐怕是暂时不能干了,看看情况再说。”看来,周恩来下午到林彪处抗议江青打倒周荣鑫,没有达到所希望的要求。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来知道,江青点名后,周荣鑫的处境很危险,红卫兵一定会四处揪斗他。果然,江青一伙打倒周荣鑫还不满足,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唆使红卫兵说:“揪出西城纠察队的后台来就枪毙!”


  于是,红卫兵立即发出了召开批斗周荣鑫的大会的通知,准备会后就拿周荣鑫开刀。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火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找到会议的组织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许召开批斗周荣鑫同志的大会,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江青一伙还不甘心,他们也知道周荣鑫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于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架起高音喇叭,鼓噪着要周荣鑫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交代问题。据当时的《情况反映》记载:西门有三四千人,西北门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新华门有二百多人。然后,江青以此为由,亲自出马,给周恩来下了一个通牒。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江青批给周恩来关于“群众要斗争周荣鑫、童小鹏,应随传随到”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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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逼人太甚,岂有此理!”想想江青的丑恶表演,周恩来怒火中烧。然而,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静下来。与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需要的不仅仅是直面是非的勇气,而且更需要沉得住气、压得住火的韧性和睿智。


  周恩来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凝神沉思了一会,随即在江青批来的材料上批道:周荣鑫、童小鹏应该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周恩来给了江青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后来,周荣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势基本平静才出来。



  江青一伙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寻找能够给周恩来以致命一击的机会。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因建国后17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这个人因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叛徒”、“特务”,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排除异己,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8月起,各地相继成立了“揪叛徒”组织。他们指使这些组织去查找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其中寻找“叛徒”;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或把历史上早有正确结论的事件重提出来,把水搅浑;或无中生有,随意栽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迫害中,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一批为新中国奋斗几十年的老干部首当其冲。1931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我党的一批干部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他们在狱中有组织地和反动派作了长期不懈的坚决斗争。1936年,日寇侵占我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日益高涨。


   中共中央北方局急需一批干部以开展工作。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向北方局询问干部情况,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回答说,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着我党的几十名干部,但他们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名,出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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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认为,如果日本侵略者打进北平,这批被关押的干部必遭杀害。这些干部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于是,刘少奇、柯庆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立即采取措施,营救这些同志出狱,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后出狱。中共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这样,根据组织决定,当时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的干部共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这件事,本来早已经中共中央多次审查,一直认为是毫无问题的。这一批出狱的许多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成为了领导骨干。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重新把这件历史上早已有正确结论的事翻了出来。他先是要彭真专案组对此事进行所谓“调查”,而后,又别有用心地指使红卫兵去翻查当年北平的旧报纸,说“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外宾卡博、巴卢库,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错误地把薄一波等61人打成“叛徒集团”。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冤案,也是江青、康生一伙在其一手导演的“揪叛徒”狂潮中操纵、利用红卫兵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一次“大捷”。对此,江青一伙颇有些得意洋洋。



  有了炮制61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和“成功经验”,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竟把“叛徒”的套索指向了周恩来。1967年5月,南开大学“揪叛徒”的红卫兵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2月18日—21日的《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都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如下: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


   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共产党。伍豪,是周恩来早期从事革命斗争时使用过的一个化名。这一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30年代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内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的,其目的是想诬陷周恩来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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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泉之下的张冲做梦也想不到,当年他执笔伪造、没能打倒周恩来的伍豪启事,这样一件历史上早已澄清、共产党内外许多人都很清楚的事情,竟在周恩来主政中国的时代被江青当作射向周恩来的一发毒弹。红卫兵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立即将这一启事抄下来送与江青。如果说,年轻的红卫兵不知道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的真相,还情有可原,那么,作为从延安过来,又是长期在领袖身边生活的江青是应当很清楚这一事件的真相的。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都作过汇报和说明。


  但这时的江青却如获至宝,以为这是打倒周恩来并置之于死地的绝好材料。在与中央文革一伙一番密谋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5月17日突然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的一个通牒:你必须就此作出交代!江青的险恶居心,我们还可从康生的举动中得到印证。作为当年上海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康生,对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



   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然而,此时的康生深知江青欲置周恩来于死地,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不分昼夜苦撑危局已是不易,还得随时对付江青一伙的无端刁难与攻击。可以想象,当周恩来收到江青用心险恶的信后,是怎样的一种悲愤心情!面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然而,周恩来深知,对江青一伙,仅仅作这样简单的说明和反驳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制造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就是前车之鉴。



  试想一下,既然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这样一件中央知道并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结论的事,在这伙别有用心的阴谋家的一再诬陷下,转眼间就被定性为“叛徒集团”,那么,谁又能保证“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不会演绎成第二个“叛徒集团”?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诬陷制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才敢明目张胆地以“伍豪事件”来诬陷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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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为要紧的是,如果周恩来在这个时候被打倒,那就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周恩来负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与使命。陶铸被打倒了,几位老帅和三位副总理也因二月抗争失利而被迫靠边站了,唯有他有条件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与林彪、江青两个反动集团相抗衡。



   一旦他被打倒,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将更加肆无忌惮,党和国家的前途安危不堪设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就个人来说,周恩来不怕被打倒。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周恩来又不得不考虑自己被打倒的后果。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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